我必須說我的青春是跟隨著《High Art》一起成長並一起死亡的。
2001年第一次看了這部電影,在租片商店小心翼翼將兩個女人交疊的封面包好帶回家,趁深夜時播放。隔年來到美國,生命發生巨大的斷裂。我所接受到的女同志情慾,隨著電影的內斂和傷感,和自己生活意外遭遇的斷層以及太年輕就乘載的大量孤寂,一直被死亡的主軸追趕著。一直被死亡的主軸追趕著。當然《High Art》並不只是關於失意藝術家與海洛因上癮的故事,而是關於每個場景中的黑洞和沈默,每段愛情的可能以及稍縱即逝。我們跟隨著Syd去探索慾望的極限,後來卻發現自己和她一樣被困在Lucy那曼哈頓的陰鬱公寓之中,色彩的黏著和厚度讓情緒找不到任何解脫。後來我才明白,也許這部沒有任何廉價情感慰藉的電影想對我表達的是,慾望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得到快樂,慾望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將時空填滿,直至飽和,來感受自己的存在和重量。
2006年A走了之後,我幾乎再也不敢看這部電影。並不是因為害怕回憶起她,她命定的絕望,或必須得再次經驗和承擔死亡的重量。其實那些記憶無論有沒有刻意儲存或遺忘,都已經是我身體的一部分了,無從割捨。我害怕的是發覺自己可能再也無法如同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時那樣的激動,像是所有的感官都被打開,讓我不被理解的情慾總算找到了認同。害怕的是也許這些感受是只能夠存在僅此一次,便再也無法用相同深刻的能量再去體驗一遍。愛的可悲可喜。若是因為創傷而不得已得成為一個膽小淺薄的人,追隨單純愛情承諾的快樂,卻不能理解必要的苦痛和孤獨,那不是我想要的樣子。
幾乎又再隔了十年,沒有多想地重看了《High Art》,這幾年中意外的也搬來了紐約,電影中看到許多從來沒有感受過竟然會如此熟悉的城市氛圍。讀過Derrida,理解「解構」的意義,突然看懂了一些曾經可能被認為是片中支微末節的細節,我感覺我還電影裡的角色一同活著、一同沈浸在九零年代的鄉愁。那些同性戀必然會走向悲劇的文化腳本,其實某方面來說是一種catharsis,精神的發洩。沒有任何糖霜來掩蓋同性情感的集體挫折。沒有happy ending,只有每一個鏡頭中,濃烈至壓迫的情感堆疊。
的確是再也不會有相同的片子了。這描繪著九零年代末期,一步步邁向網路資訊重組排列的數位年代,取代現實主義描繪的粗顆粒情感。導演Lisa Cholodenko後來拍了《The Kids Are All Right》,主體敘事的焦慮,從對於文化和藝術工業化的批判,轉向為同志家庭的脆弱和危機。我們對於同性愛情的刻畫,越來越無法處理那些深層的、精神的悲慟,而成為某種政治的必要手段。只是這些畫面和對白並不會消失,它會一直遊蕩在我們的集體意識之中,提醒我們同性愛情的悲傷並不只是歷史,而是過份鮮麗當下的厚重背景。我會永遠想念這部電影曾交付給我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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