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友的胸罩。

妳的胸罩是我通往妳底層的隧道。

關於旅行，我最期待的即是我們在旅館ckeck-in後入房，卸下行李的那一刻。因為夏熱小島濕黏的氣候，妳總是軍事性地看待卸妝、淋浴、換衣這缺一不可的行程，彷彿在這樣的清洗之中才能和新空間和平共處。隨性如我，常被妳抱怨是個清潔習慣日夜顛倒的老美。我也樂見妳在我眼前自動寬衣解帶，像是旅店附加的客房服務，比我們在做愛時還能更加看透妳身體的每個細節，妳細緻的腰線、凹凸的背脊、緊實的雙腿，是節奏完美的晨間爵士，我在跳躍的旋律間被迷的徹底，聽不見終點。

「可以幫我扣上嗎？」妳黑色的蕾絲胸罩只穿好一半，對在床上的我示意。妳側身轉過頭，雙手伸高盤起濕漉漉的長髮，可以看見妳左方的乳房微微散落在外，我多麽迷戀這樣的視角，妳漫不經心的性感。即使雙方明明都知道這是單人可以輕鬆完成的項目，但我也樂於為妳服務，貼近妳的頸子，那皮膚散發出來自然的甜味。我總會故意先調戲妳，將妳的乳房完整的撥入罩杯中，拉緊肩帶，再將鉤環扣上。胸罩這種東西是我成長過程中極為痛恨的人類發明，使我彆扭胸悶不能自己，沒有想到有朝一日我竟然成為它忠誠的膜拜者。

我喜歡看妳只穿著胸罩和牛仔褲的在房間裡走動，也許是因為遠距離慣了，一開始總是沒日沒夜地視訊，跨過一格一格無限延伸方的視窗，猜測妳裏裏外外的情緒。隔著衣物的對望，對我而言，是比裸體還更私密的凝視。這次妳特地穿上了交叉後扣式極難一手解開的胸罩，分明是衝著給我難題。去年妳偏愛前扣式的快速，當我在妳背後遍尋不著出路時，妳彷彿早就料到，遊戲小勝般地笑說：「找錯位置了，出口就在妳眼前。」我們的衣著充斥著多少隱藏的沈默訊號，渴望對方一層一層抽絲剝繭地發現。

愛妳就要三年了，我知道在這些幾乎習以為常來來回回的旅程之中，我已經變得不再那麼浪漫，可能對於相處的細節變得粗心。但是當我每一次看到妳，妳從制式單調的大樓中走出來，十字路口摩托車塵灰交錯，手無意地向上整理中分的長髮，靦腆微笑，我仍覺得妳是一顆獨自謙虛發亮的星體。

「妳看我這麼久還不膩嗎？」每一次見面，妳都要這麼消遣我。

後來我發現妳這些有意無意彷若無關痛癢的問題，是用一種低風險的方式在確認彼此的愛情。當過多的「我愛妳」成為日常，性也不再是一個被奉為神秘禁忌的場域，在戀人之間，我們依靠著這些若有似無的薄幕和距離來維持親密和曖昧。像是妳的胸罩，這看似極度膚淺的壓抑的物件，卻是我通往妳思緒底層的隧道。每一次的寬衣都是一場新的告解。

「今晚我是妳的，但明天可不一定。」

同志留學心酸，離家或回家都是重擔。

十五歲時毅然決定出國，我的家人並未和我同行，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想過會在美國待上這麼久，但是誤打誤撞，十多年就這樣過去。

因為出國的歲數不大不小，我成為不了正統陽光穿著緊身棉T全然美國化的ABC，也因為性向的關係，我一直就和以異性戀社交為中心的美國大學台灣同學會疏離。非常明顯的，這些家境良好帶著夢想來美國留學的台灣人，不僅僅是要追求自己職業上的成就，更是在物色未來的伴侶。這種以建立家庭和走入婚姻為想像的交友概念，在我的愛情觀中鮮少出現。就算有那麼一些瞬間因為渴望穩定，而產生一絲類似結婚的幻想，我知道社會和家庭的關卡都還太沈重，於是不得已早就放棄了這樣的想法。

來到紐約念博士班後，逐漸認識更多從台灣來的菁英份子，各個都是台大清大交大出來的高材生，出國留學追求更好的前途。大多數的留學博士生年紀也都在三十歲上下，帶著家屬妻小，或者在當地和同樣在攻學位的伴侶結婚。我的臉書上充滿著這些留學博士生和他們剛出生小孩的視訊照片、和配偶在美國各地旅遊的照片、或者雙方家人運來一箱又一箱裝著食物和衣物的航空包裹。他們在部落格寫著在海外留學的心酸，如何得在以白人為主的社會和學界中，找到自己新的認同和價值。他們寫著自己如何在角落哭泣自責、如何重建信心。他們沒有寫到的是，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伴侶和家人的支持，那個碩大的親屬網絡，讓他們在國外留學的途中，可以感到安心有一個家最終可以回去。

因為我的年紀也算是到了「適婚年齡」，這幾年回台灣，親戚一直重複提起我何時要結婚的問題，說一個女生不該離家這麼久，會孤老一輩子。他們不曉得，「孤獨」正是多數同志們從小開始就得面對的議題，因為在沒有社會或家人的鼓勵下，我們很難把「擁有一個伴侶或家庭」當作是人生的理所當然，感情的變數太多、阻力也太大。我認識一些同志留學生的朋友，出國後多數選擇不回家，因為靠近家庭的壓力就是必須正面去和這些異性戀常態價值感對峙。反之，若選擇在國外長居，就是要面對孤獨的課題。除非你非常幸運，遇到和你相同處境的伴侶，也不要求需要進入你的家庭。

孤獨到底的時候，我常常會想，假若我是一個男人，我女朋友的家人應該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她來美國和我生活，或許生一個美國小孩，等待工作有一些成就後再一起回台灣定居，就像我身邊所認識的大多數有伴侶的異性戀男性留學生們，他們帶著他們的太太和小娃，過著離鄉背井但卻受到滿滿家庭的祝福和期待的人生。但身為同志，因為性向的緣故，無法和家人全然坦誠，感情多數是地下化，我們的選擇相對的變得非常稀少。若要回台灣，勢必得面對出櫃的瓶頸。這樣的感情未來究竟在哪裡？我問自己，但又不敢想得太透徹，因為深怕思緒將被卡在時空的黑洞中無法被解救。

最讓我心酸的是當我因為工作遇到挫折，打越洋電話給我母親抱怨時，她在電話結尾突然說：「媽擔心妳一個人住太孤單。」太多的話想說，卻還不是時候。

我認識的一名台灣女性留學生，在紐約認識了加拿大籍的台灣女朋友，因為家人無法接受她們的戀情，她得面對選擇在學生簽證結束後進入無限期的遠距離感情，或者瞞著家人和女朋友在加拿大結婚，冒著不一定能找到適當工作或者無法回家的風險。另一名台灣女性留學生，渴望博士班結束後回台尋找工作，更貼近她的研究專長，但礙於伴侶回台得面對的婚姻壓力，她對未來仍沒有解答。

這樣的故事多到令人心痛。於是我和我所認識的一些同志留學生朋友們，寧可一直處在這樣的邊界線上，和家保持曖昧的關係。

因此我很難真的從那些「留學甘苦談」得到共鳴或感動。因為在這些敘事中，即使多麼地去強調並刻畫留學路程中的心酸和孤獨，他們並沒有辦法真正感受那種從你第一次察覺自己慾望時，就得開始承受的對於未來的徬徨和不安。到頭來這些多數社經地位良好的留學生，總有家可歸，無論是婚姻、家庭、或者受到台灣主流社會的接納。這些孤獨只是短暫的，一個「為了建立更好的自己」的過程，一個人生間階段的自我挑戰。這段過程只會讓他們更發光發熱，讓之後的發言更充滿份量。

而對於同志，孤獨幾乎得是一輩子的重擔。

因為在國外長居，更加了解社會因為不同身份所產生的不平等。對於身邊這些優秀的留學生朋友，我只想說，不要忘記這些孤獨的感覺，也許那會讓你們更加了解同志和其他邊緣身份的人們長久以來的處境。支持同志並不只是對同志們「友善」或「尊重」，是去真正地理解這些因為結構和身份造成的生活困境。

對於身邊的同志朋友們，我沒有更好的答案。只希望我們這一代能一起找到一個出路，讓家不再是得耗盡青春去面對的沈重議題。

another angel is gone.

今天是楊又穎在臺中的告別式。女友因為曾經和她同校的關係認識，一早醒來前往靈堂，準備送她最後一程。我並不認識楊，但我知道這幾天她的離開，帶給身邊的人很大的衝擊。大家都說，這麼年輕，這麼可愛的一個生命，怎麼會這麼輕易就消失了。而世界如往常般運作著。

她走後網路上出現一個個新型的戰場。反霸凌的、支持言論自由的、反肉搜的、批判藝人商品化的、反自殺的⋯⋯。我心底拿不準，是否政治化一個人的死亡，是對這個生命的尊重。

在每一次的瑜珈練習中，我們都要持有一個意念，讓那個意念支撐我們經過這次的修煉。因為楊的事件讓我想起身邊一些失去的、或曾經差點就要失去的生命。只要起過一點自殺念頭的人都曉得，當你在最痛苦的時候，無論別人說了什麼，你的經驗對你而言是不能取代並且無法跨越的。沒有任何同理心或善念，可以穿透那個「沒有什麼拯救得了我的傷心」的絕望。那不是傻，不是衝動，而是情感駕馭身體，拒絕任何未來可能的強大力量。

我在最低潮的三年中，幾乎忘掉了自己身體的感覺。悲傷的意識制裁著整個身體，要去試探痛苦的底層，那似乎是生活的唯一動能。在今晚的瑜伽之中，仰躺凝聽自己的呼吸，我幾乎就可以想起那時的感覺，世界是凍結的，什麼都不再重要，你只聽得見自己的心跳，和腦中無法停止的同一個思緒。我想今晚，至少在這短暫的幾個小時之中，將自己的意念，全心全意地交付給這些太快離開的生命。「記得此刻和平的自己，這才是真實的你。」老師緩緩地說著，要我們專注於和自己身體的連結，我沒有辦法抑制地顫抖哭了起來。

如果快樂是對生命太奢侈的要求，我希望我們都記得與自己和平共處的可能。那個悲傷得喘不過氣的人，不是全部的你，只是你的部分。

在這一個生命太快離開，又即將要被下一波新聞掩蓋之前，我自私的希望大家能夠記得，無論是霸凌或者任何種類的精神暴力，並沒有離我們那麼遠，它不是專屬於公眾人物或邊緣角色。這些痛苦正以各種形式發生在我們的周遭，它可能發生在我們的情人身上、我們的妹妹、我們的朋友、我們無心卻用最尖酸苛薄的話語對待的網友。其實我們真的可以對彼此更多一點關懷、少一些責難。若這個世界仍無法全然遠離苦難，我們一起承擔。

rest in peace. we will miss you.

二六小情人。

我發現後來我是依序著妳的歲數來記憶自己的日子。

因為妳是我第一個年紀比我還小的情人，常常我感覺是我陪著妳走過那些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比如陪著妳寫碩士論文、陪著妳度過第一份全職工作的煎熬、陪著妳感覺青春也許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多時間揮霍、陪著妳告別舊情人。

遇見妳的時候妳才二十三歲。身為自我包袱沈重的外冷內騷牡羊長女性格，其實妳已經比同齡的人都還要成熟許多，想要照顧每一個妳所愛的人。但在面對情人時，誰不容易變成一個孩子？在遠距離的挑戰下我們一起走過一年多的磨合期。累到磨壞耐心的時候，我都還是會想起妳這個人的本質，那善良透明、卻又充滿野心的豐沛質地，我多麽珍惜的性質，那麼湊巧，可以愛我和我的不完美。因為妳，我也允許自己從原本穩定平順的生活規劃中，再犯幾次錯，挑戰曾經覺得的不可能。即使不在我身邊，妳所帶給我的生活動力，是超乎妳自己所能想像的。

沒有想到可以陪著妳繼續走向妳的二十六歲了，隨著我也成為必須更加擔起所愛的人的責任的二十歲末。我希望我能給妳的，是像妳曾經所給我的二十六歲般，充滿甜蜜、實驗、卻不會害怕在冒險的路上突然迷路就被丟下的信任和愛。那時候還會有我，在另一端早就守著，等著妳。

happy birthday, my love。

二十歲末的流浪。

再次回到西雅圖已經相隔了五年，一下飛機就被熟悉的雨水迎接，車燈穿透又黑又重的夜，卸下我從紐約帶來的沈悶和穢氣。在這個我再沒有任何實際情感牽連的城市，我卻扎實地感到回家，被熟悉的節奏和街道深深地包圍著。

十七歲末至二十歲初，我整個年少酷兒的長成都在這個城市發生。青春的歲月不擔心金錢、工作、身體的極限，青春為了戀愛、革命、理論和藥物的實驗而活著，就連修練瑜伽也是為了偷窺身材佼好充滿靈性的首都丘（西雅圖同志區）女孩。出生在臺灣解嚴後的七年級，並生長於美國千禧年網路時代、充滿九〇年代懷舊的西北部油漬搖滾文化脈絡，那時候臉書都還沒開始盛行，後搖都還不稱為後搖，我們在下著雨的車庫中抽家種大麻，在 MySpace 上放解析度極差的 webcam 照片找女孩約會，未來對我來說是下個週六晚上的酒吧據點。我們用假 ID 喝威士忌可樂，談論指套的必要性，計畫社區士紳化的抗議行動，在市中心發送保險套，煮印度茶讀法農、傅柯、巴特勒。

我可以問心無愧的說我愛過，對於這個世界有過可被稱為瘋狂的想像。

若說二十歲初的慾望來自於離開和解構「家」，二十歲末的課題即是接受流浪為生活的常態。紐約是最完美也最棘手的城市讓人去習慣社群和地域的流動：我的學術和創作工作內容每半年至少更換一次，身邊的朋友因為來自世界各方，也總是在猶豫或準備離開的狀態，愛情更是一件難以用承諾一詞得到任何保障或者安全感的事情。選擇太多、阻礙卻也太多，我們各自成為城市中渺小並微弱的訊號點，一不小心就被高樓和人群掩埋。

十七歲時曾經非常期待成為十年後的自己，想像二十七歲的我將會有一個確立的人生目標，一起生活的伴侶，一群週五固定去同一間酒吧聚會的朋友。誰會知道這個世界變化的速率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快速。二十七歲的現在，心中的不確定感只比十年前還更加劇許多。我們在下班的 happy hours 的酒水間猶豫感情和工作的發展，隨著三十歲越來越近，這兩項慾望似乎越變得互相抵觸。這是對的人嗎？對的工作選擇？我們究竟還有多少時間能夠揮霍？任何一個決定牽動著另一個更加嚴肅的決定。我定時寄給越洋的情人紐約的地圖和插畫。我在 FaceTime 中讀著妳的唇語，相信妳說的我愛妳。妳聽著我在亞洲各地工作計畫的可能，問我是否不會回台灣了，我說讓我感覺最像家的地方一直都是將頭枕在妳的大腿間，我們窩在沙發上，一起入眠。

因為家還回不得，並且無從追尋，我留在紐約這個大城市學會成為一個更加孤獨卻完整的人。像我這樣太年輕離家，卻又不願放棄與家連結矛盾的七年級人，若我們看似還在城市之間流浪，並不是為了逃避，而是準備好更強狀的自己，在艱困的大環境中建立理想的家。

若說二十歲初是關於實驗和想像，二十歲末是學會在失望和挫折中學會柔軟和韌性。

回到西雅圖這個對我來說屬於年少的城，突然我幾乎記起所有自己曾經對於二十歲自己的期許。那瞬間我感覺青春的年代並沒有消失或被消耗殆盡，而為我的現在鋪上了許多不同的路。我想我還得在路上好一陣子，扛著越來越多的牽掛。世界越動盪，卻讓終點越加清晰。這些漂流途中遇到的大浪，將會繼續乘載妳，向前。

消耗品。

我總是容易買太多的酒、過剩的食物、超出需要份量的香菸。

旅途結束後我幾乎將全數未開的酒扛了回家。其實對於整趟旅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遺憾，卻意外感覺落寞，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對於愛情或友情的期待，大多數時候都像是這些過剩的酒瓶，給自己和他人堆積成負擔，最後全數領回，自我消化。年輕的時候感情太過旺盛，只要是對方無法回應感情，都會覺得那是別人欠妳的。逐漸才發現原來人們有感情程度的差別，通常一段關係的成立，並不是因為愛得夠不夠多，而是愛得剛不剛好。

因為這幾年連續一些友情面的挫敗，也不想再強求或者修復那些已經壞掉的東西，雖然我其實骨子裡是一個極度念舊的人，和我逼迫得養成的美式實際主義拉扯。十五歲剛來美國的時候，帶著一盒一盒歷年收集的便條紙盒、手寫信、拍立得照片、零散標記的書本，捨不得丟掉的回憶總是太多，卻比不上必須成長的速度和遷徙的突然，我於是養成了對於物件絕情的性格，半年定期清理身邊的所有物和關係，在空間和時間壓迫的生活之中，離開不適合的物件和情感，其實也是對於它們的放生。

我越來越相信有時候分開是需要的，「無條件的愛」是非常容易讓感情損害的東西，因為常常妳放不下的不是另外一個人，只不過愛著關注著對方的那個自己。這樣的改變其實是和我本質相衝的硬性鍛鍊，也使得我對於物件產生更加矛盾的情感，或許這是為什麼我會變成這樣一個如此依靠大量消耗品的人，因為那些物件本身的存在，就是要被定期的用盡和銷毀。可能有時候我想佯裝自己也可以灑脫成為別人的消耗品，像是一瓶好酒，喝完了就不用再彼此牽掛。我卻仍是捨不得抽完最後一根菸、享用最後一口食物、甚至養成將留有最後一滴份量的飲品堆積在冰箱的惡習。我不敢去真的計算這些年來我究竟丟掉了多少，又留下了什麼東西，被多少人記在心裡。誰知道往後的日子又在哪裡？

大多數的時候，我還是捨不得說再見。

《High Art》死亡及同性慾望的重量

我必須說我的青春是跟隨著《High Art》一起成長並一起死亡的。


2001年第一次看了這部電影，在租片商店小心翼翼將兩個女人交疊的封面包好帶回家，趁深夜時播放。隔年來到美國，生命發生巨大的斷裂。我所接受到的女同志情慾，隨著電影的內斂和傷感，和自己生活意外遭遇的斷層以及太年輕就乘載的大量孤寂，一直被死亡的主軸追趕著。一直被死亡的主軸追趕著。當然《High Art》並不只是關於失意藝術家與海洛因上癮的故事，而是關於每個場景中的黑洞和沈默，每段愛情的可能以及稍縱即逝。我們跟隨著Syd去探索慾望的極限，後來卻發現自己和她一樣被困在Lucy那曼哈頓的陰鬱公寓之中，色彩的黏著和厚度讓情緒找不到任何解脫。後來我才明白，也許這部沒有任何廉價情感慰藉的電影想對我表達的是，慾望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得到快樂，慾望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將時空填滿，直至飽和，來感受自己的存在和重量。

2006年A走了之後，我幾乎再也不敢看這部電影。並不是因為害怕回憶起她，她命定的絕望，或必須得再次經驗和承擔死亡的重量。其實那些記憶無論有沒有刻意儲存或遺忘，都已經是我身體的一部分了，無從割捨。我害怕的是發覺自己可能再也無法如同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時那樣的激動，像是所有的感官都被打開，讓我不被理解的情慾總算找到了認同。害怕的是也許這些感受是只能夠存在僅此一次，便再也無法用相同深刻的能量再去體驗一遍。愛的可悲可喜。若是因為創傷而不得已得成為一個膽小淺薄的人，追隨單純愛情承諾的快樂，卻不能理解必要的苦痛和孤獨，那不是我想要的樣子。

幾乎又再隔了十年，沒有多想地重看了《High Art》，這幾年中意外的也搬來了紐約，電影中看到許多從來沒有感受過竟然會如此熟悉的城市氛圍。讀過Derrida，理解「解構」的意義，突然看懂了一些曾經可能被認為是片中支微末節的細節，我感覺我還電影裡的角色一同活著、一同沈浸在九零年代的鄉愁。那些同性戀必然會走向悲劇的文化腳本，其實某方面來說是一種catharsis，精神的發洩。沒有任何糖霜來掩蓋同性情感的集體挫折。沒有happy ending，只有每一個鏡頭中，濃烈至壓迫的情感堆疊。

的確是再也不會有相同的片子了。這描繪著九零年代末期，一步步邁向網路資訊重組排列的數位年代，取代現實主義描繪的粗顆粒情感。導演Lisa Cholodenko後來拍了《The Kids Are All Right》，主體敘事的焦慮，從對於文化和藝術工業化的批判，轉向為同志家庭的脆弱和危機。我們對於同性愛情的刻畫，越來越無法處理那些深層的、精神的悲慟，而成為某種政治的必要手段。只是這些畫面和對白並不會消失，它會一直遊蕩在我們的集體意識之中，提醒我們同性愛情的悲傷並不只是歷史，而是過份鮮麗當下的厚重背景。我會永遠想念這部電影曾交付給我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