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E有張非常親切鄰家的臉，總是穿著剪裁良好的腰身西裝外套和配套的西裝褲，眨著眼在接待室帶我走過長廊到她暗橘色燈的諮商室。她將椅子拉向我非常非常地近：「這個禮拜一切都好嗎？」充滿母愛並具有專業性的關懷眼神。我開始懷疑我看心理師和上心理博士班的底層動機是不是都是為了同一個原因--尋找具有權威性的母愛關懷？其實也沒有甚麼好說的。意外多出來的五天假期讓我覺得生命並沒有那麼糟糕。至少我還可以享受一些最基本的娛樂，比如美食、比如浪漫喜劇片、比如公園和陽光、比如一些關於感情最最基本幾乎客套的對話。Dr.E迫切地說：「但是，那麼妳呢？妳需要的是甚麼？」我可以明確回答關於Kurt Lewin's Field Theory和W.E.B DuBouis社會心理理論跟馬克斯和法農的關連，或者例舉十個以上可以值得我留在紐約這個城市的理由和十個我為什麼想離開的原因，卻在當下完全無法回答Dr.E這個看似會在lifetime電影連續出現的second wave女性主義問題。
我到底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跳到關於我和我父親的關係。Dr.E對於我和我父親沈默並抽離的關係非常的有興趣。我已經可以想像到分析的結論是，我在感情中不斷尋找對我冷淡的對象，是為了試圖彌補我父親從小到大無法預測的暴怒以導致的距離感。我想到關於我為何不、斷、地、在為了離開我或從我生命終消失的人負責。這些罪惡感和焦慮是可以擺脫的嗎。這樣的重複著的感情模式。
我想念西雅圖的朋友。想念我們就這麼聚在solstice後院抽著煙死不買咖啡的談著天下所有的事。取代那個自然的療癒環境的是研究方法課後在八樓學校餐廳的小聚會。N會告訴我她在她的樂團表演完後和22歲的女生在大排長龍的女廁裡醉得要命的makeout的糗事，然後以替我分析brooklyn女同志圈的市場，偶爾上去okcupid女同志交友網站寄給沒有機會約會的對象莫名其妙的訊息，然後我會鼓勵她和五年級的學姊上床。她取笑我說：才三個月紐約就讓妳有了第一個危機。妳可以想像未來的五年會有多荒唐嗎？
噢我可不想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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