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打電話來擔心我加入恐佈組織。

「聖誕節炸機的那個人就是去了倫敦後被影響然後變成恐怖份子的。」我一再強調，現在做的勞工運動，是跟學校結合並且多半是由學生以及和大學雇用的工人組成的獨立組織。我並不是被任何黨派吸收，也對黨派政治沒有一點興趣。「蔡英文當時也不知道自己會成為民進黨主席。」她說。沒錯，我們是在挑戰學校行政。沒錯，我們在做以行動為主的街頭運動。但是我們訴求以非暴力的群體運動來達到訴求，並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會議計畫或者炸彈埋伏。我了解去年做巴勒斯坦及中東團結運動的時候，很容易被恐怖主義聯想在一起。但那正是我們要擊破的激進的有色人種行動主義者都是不理智恐怖份子的種族歧視謊言。若是訴求合理開放的教育或者安全的工作環境，都被視為異想天開的後青少年反叛或者恐怖主義，那我想我們乾脆圍起i-5高速公路在上頭跳集體大腿舞罷了。為什麼想要有任何社會改變的想法會被當作那麼不理智的人生選擇呢？反陳雲林的抗爭遊行，我爸好歹也去了。他們出生於戒嚴的時代，比我這一九八七年出生的人還經歷過更多波的民主運動。他們醫師教授教授同軰的小孩，現在也一個個學成歸國，準備考後醫系或者進大公司當經理。也許對於他們而言，那才是所謂的理想人生。擁有一個移民的女同志行動主義者，不想當醫師也不想當律師，懶得討好領導階層的人，更不用說會去做競選立法委員這種違背良心的事的女兒，也許真是個心理的負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