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新年,我在布魯克林Bedstuy吃素夥伴家的派對找不到一點食物吃。我想我逃避正常的用餐時間就像是我逃避著學期即將開始。我喝著過淡過甜的廉價紅酒及充滿反式脂肪的鹹餅乾,和波蘭裔德籍的M、荷蘭籍的N、以色列籍的E討論五月一日動員我們系上同事罷工的可能。邏輯是這麼的簡單。妳恨妳的工作,於是妳就不幹了。但是實際的工作場所運動是那麼地困難,充滿系上和工會官僚的阻礙。冒著被列為學術界黑名單的危險,或者失去工作或者簽證,我想我喜歡這種美國公立大學的工運落在我們這群「外國人」手上的荒謬感。四名從德州Austin和Houston的運動同志來紐約探望我和C,我想從大學二年級後我已經多麼久沒有這種公社般的生活,每分每秒談論列寧、義大利autonomous-marxist流派、和組織裡人際分裂的黑暗期。我想我在這個極度鬆散的house party中我對於革命者的生活有了另外的、比較正向的想像。搞電影的M說得是對的,一天中有那麼多的會議,我們到最後還不是選擇去參與有我們喜歡的人的會議。我想這是我喜歡紐約的原因,這麼多荒謬的奇異的相遇,我連荷蘭是在德國的南邊還是北邊都不曉得,卻可以聽N批判一個北歐福利國家的假象,和M討論德國人對於法西斯主義再度崛起的恐慌,或者和E一起去以色列/巴勒斯坦。有時候我多麼憎恨厭煩學術界,這麼多裝模做樣的人,假惺惺的辭彙,但是若妳夠幸運,妳可以遇見這些對於世界和地理和未來有多麼不同想像的人。E說她的目標是今年送出她的論文提案,回去伊色列住在一個公社裡然後用朋友的精子懷孕生小孩。我並沒有什麼特大的期望,除了這個學期可以記住我五十個心理學學生的名字,還有養一條叫做「黑珍珠」的八哥狗。當然我也想要變得更健康更聰明,最好可以在夏天前有很結實漂亮的手臂,或者讀Capital Volume II,但這種設了太多次卻無法達成的計畫,似乎代表著這類活動本身的局限。今年,必須在理想和現實之中,重新找到合理的平衡。於是,沒有太多華麗的花招或者鞭炮,在大雪後的城市,又是一個新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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