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別壓迫廣告分析轟炸後的課後,連續和學生討論女性主義的跨性歧視、俄國的後蘇盟性別政策、女同志色情片的陽具中心,面談完後上海來的學生問我要不要順道載我去火車站,我坐在她的兩門白色全新Audi跑車上聽到九〇年代的台灣流行金曲,談論著紐約的房價,和她寒假英國戲劇節的計畫。這是我這週感到最大階級衝擊的時刻,她在我幾乎全是白人的課堂上從來都不發一言,英文也不是特別流暢,卻非常有自信她將會繼續升學考上全美前五名的律師學校並取得執照,就像是她在中國的律師父母。有時候我感覺階級的優勢就是這種安靜的自覺,在任何環境下都明白自己享有的特權,無須自我懷疑或second guessing。這種上流階級國際學生的優越感,是我身邊所認同的global south移民學生中所感受不到的。我跳上回紐約市的火車後,突然意識到自己正在教育所謂全球化下的上流階級年輕人,而感到極度地荒謬,比較起去年在公立大學多半是移民家庭學生的中產美國夢,他們的夢在加州santa monica的海灘,在巴塞隆納的酷兒藝廊,在巴黎女性電影,甚至在古巴的高端旅遊業。我卻無從想像那樣的leisure,或無國界的自由。才記得昨晚談到,我對美國沒有一點幻想。也許是因為擁有相對的選擇,所以我可以放棄去相信去保守那樣的美國夢。但在這種因為特權所帶來的國籍被徹底鬆動的空間之中,面對他們感到可以擁有世界的霸氣,經常我感到荒唐,並且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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