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灣關於婚權的辯論，讓我想到Eve Sedgwick所談到酷兒理論和運動中的paranoia（偏執）。在北美的酷兒脈絡之中，社群中paranoia的形成和八〇年代AIDS/HIV運動有極大的相關，因為政府斷絕關於AIDS/HIV醫療訊息的來源，並且同時對公眾散播"同性戀=愛滋"諸如此類的恐慌語言，許多conspiracy theory產生，連帶著一種酷兒社群中的情緒："you can never be paranoid enough"。而這樣的偏執在當時是非常能夠被理解的，畢竟也許"the government is really out there to kill you"。但在AIDS/HIV整體的資訊和服務更透明化後，這樣的paranoia持續殘留在酷兒社群之中。九〇年代時候隨著第三波女性主義的發展，新時代的“性難民”成為被第二波女性主義給邊緣化的有色人種酷兒、跨性者、性工作者、執行非傳統性愛/親密關係者（如BDSM、多重伴侶關係、跨世代交往等等）。這些性邊緣者在2005年前後的反同志婚姻論述被當作是“不婚”的性主體，連帶著當時酷兒社群中對於布希中東戰爭等等的批判，形成一個所謂"基進酷兒"的路線。近乎十年之後的現在，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十年前的性難民身份被fetishize並且收編進入NGO系統。在紐約，妳是pre-op跨性者嗎？妳是有色人種移民酷兒嗎？妳是全素性工作者嗎？嘿，we've got a NGO for you!!!
當這些邊緣的性主體被NGO系統視為可獲利對象，這些性身份在某種程度也被酷兒文化給視做是生活的指標，於是（當然相對邊緣的）酷兒文化中形成了新的“基進指標”甚至是檢視自身性活動的恐慌因子。這十年來，我不知道已經聽過多少同志婚禮的新人，都要花上至少半小時“解釋”或者“正當化”她們為什麼走上婚姻這條選擇，在反婚的酷兒座談，年輕的酷兒們焦慮自己支持婚姻是不是政治不正確，或者是在日常酷兒dating的文化中，多重伴侶成為必要的常態。這不禁讓人想起七〇年代的學術女性主義是如何批評"Butch/Femme"的落後性，強調androgyny(中性/不分）的新主流。這種由個人生活形態形成的批判，似乎都是某種社群中paranoid的自我監視和分化，將原本運動串聯的可能性，fetishize成為個人的身份認同，並且互相監視，讓偏執的情緒成為default position。
在2007年的文章中(Melanie Klein and the Difference Affect Makes)，Eve Sedgwick引用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師Melanie Klein的object-relation的理論，反思現今這種北美酷兒理論和運動的偏執常態，其實是一種最初期的防衛機制，硬將自我和情感對象分開，才能繼續將情感投入於"修復"情感投射對象，也強化了自我的depressive, anxious被傷害的負面情感狀態。Paranoid的位置並且容易將時間給停滯，我們不再重新審視歷史，讓相同的理論不斷地延續自身的生命性，並且一直將自己置於被害的恐慌。而如何從這樣的防衛機制離開，沒有明確的指標或者答案，但是對於社群偏執常態的反思似乎是重要的。北美比較有規模運作的"基進酷兒"團體Against Equality(http://www.againstequality.org/)，如今逐漸將運動轉移至對於Non-profit Industrial Complex，這收編了許多曾經被視為"性難民"酷兒的新自由主義機器的反思。當我們曾經被視為邊緣的身份都能被資本主義撿起並領取薪水時，我們的下一個敵人並不再是自己的或彼此的性身份，而是整個勞動系統本身？如何將這種paranoia從對彼此的審查和分化轉移，不再讓paranoia成為唯一的酷兒可能性/未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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