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者的焦慮。

「藝術界」的朋友總是和我抱怨著感情和創作的關連，在一段穩定的感情關係中創作能量就會減低。我不曉得這個說法是否真的有統計學上負面的相關性，但對於寫作而言，我必須承認我創作能量最高的時候是我感到最悲傷的日子。究竟穩定的感情造了什麼孽？這又是女同志的自憐自艾的悲劇問題嗎？我知道的是在所有的書寫過程中，一開始我並沒有任何特定想要達到的目的，尤其是在寫《一則必要的告解》的時候，我有一個隨身攜帶的筆記本，想到什麼句子什麼段落就抄寫下來，通常是在咖啡廳，在無聊的心理學課堂演講中，或在從別人公寓離開早晨的巴士中。對於十八、十九歲的我，什麼都是新鮮的，性或愛情或失戀或知識或政治。不需要費很大的工夫去結構文字本身，因為那時候寫作的目的純粹是紀錄並且理解生活，並以一個完全是「他者」的身份和一個我不是很熟悉的新世界溝通——幾乎是強迫性的，書寫的需要。

慢慢地好像越來越難書寫了，又不是有上過什麼正式的「小說架構初級」的課程，大學選修藝術歷史的課也是第二個禮拜就開始蹺課（文化研究還比較有趣，都是學術語言的文謅謅對於創作本身我認為只有負面的影響）。書寫於是變成一個更深層的挑戰，像是對自己下的戰帖：「妳究竟還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可說？」在這大多數是重複的、為了眼前馬上要面對的困境而煩惱的世俗生活，從哪裡找到一個神聖的精神空間，好來寫作，如此奢侈的事？

「沒有辦法書寫的時候就努力地生活吧。」某個文學界的長輩如此托夢給我（抽mild seven的詩人）。於是在我以為自己永遠都無法再書寫的時候，我加入了數個政治組織、打了幾場瘋狂的累壞了的戰、經歷了幾段認真的感情、和家人第二十次的出櫃、搬離了一座城市，世界的中心變得完全不同。要維持當時的生活方式其實也是很容易的，尤其現在的交友網站如此發達，我的酷兒朋友無論種族和挑剃程度都可以從OkCupid上每一個禮拜和不同的人約會，但那樣的日子過久了只會變得無感，尤其當妳發現喝醉後寫的故事都只是不斷在重複一個內心相同的欲望。二〇〇八年重新開始的書寫來自許多的憤怒和對未來的不安——而書寫本身並無法解決這些情緒，和從前不同，面對重複的結構性的傷害，無法再依靠書寫來「療傷」。只能從這裡將卑微渺小的生命靠過書寫來擴張，和溝通。期望從這裡能有什麼嶄新的、集體的開始。

結論是我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寫詩了。回答我的藝術家們。當然也許一個慘痛的分手或者激情的豔遇會加速寫詩的可能。但我得不慌張地等待詩自已來找我，騎著復古腳踏車或者在地下鐵中巧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