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之必要

和d一起準備紐約這禮拜五的座談內容，講到關於文學創作，其實抱持著太多的理論概念都會讓創作的開始更加困難。在寫做過程中如何說好一個故事還是最重要的目標。如何將故事置入於社會結構背景那是評論家的工作。在寫《集體》時我非常自覺地做著兩者，也許兩者都只做了一半，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實驗，即便粗糙笨拙野蠻。對於創作者，聽見評論者的聲音都是好的，最怕是被忽略，那麼這些時代感受的故事就要被歷史給遺忘了，那有多麼感傷。「究竟為何而寫」是我不斷追問自己並且審視的問題。許多創作的朋友，音樂的影像的，總是告訴我他們不為了什麼而特別創作，而那作品出來最終會有它對群眾表態的方式。我不曉得是否文字的媒介不同，但那對我來說是一個高度自覺的過程。必須有人去做一種不完美的酷兒詮釋，消費主義下的情慾挫敗，國族認同／離散，和女同志的政治性，即使到最後這些概念的顯現模式是一種圈內人才聽懂的inside joke，我覺得那又有何不好。在異性戀的美眉肌肉男時裝三百種搭配的大眾潮流之下，仍是有不同樣貌的酷兒喧鬧或靜默地持續進行著。我想這會是我（在另外三十個人生目標之外）持續想書寫的動機。

i've been here forever.

反覆的生活不過是如此。在徹底袒露身體之後的早晨帶著過少睡眠的微薄意識感受這安靜的禮拜日。腦中還想著昨晚友人在家裡也許因為梅酒喝得太急鬧著用粵語念自己十九歲時寫的那些詩，到現在聽來不過像是種時代錯置的武俠小說或者親友身份錯亂的葬儀典禮哀悼詞。什麼電波什麼深海什麼發燙的唇什麼流行樂，想起來都讓人害臊。我的確費盡心思地愛過吧即使原因和終點都不再明瞭但也不再追求它的真實性了。此刻因為過於想念情人而身體處於一種極度微弱能量的狀態，彷彿隨時都可以跨越環境時空的限制讓意識自由。我想著對我而言生活中的微小娛樂是什麼，很多時候不過就是這樣珍貴的恰當秋意涼爽日子、那些當作笑話來說的自我篩選過後偏心的星座臆測（親愛的妳曉得牡羊和巨蟹最適合當情人而最不適合當同事嗎）、午後驅趕睡意的單品咖啡、和煎熬許久終於寫出了論文中一段邏輯合理的句子、並且不斷地因為死亡的隱喻而計畫著某種必定要燦爛的人生。就像我在和女友道晚安的電話中完全沒有想第二次地說出「要好好睡覺這樣才能活比較久啊」這類我打從心底覺得窩心的話語。我想我的生命和愛情如此無法分割。無論如何再被某種友善地理智地叮嚀著現實的局限或者愛情必要的悲劇我都不再覺得需要迴避因為我是如此強烈地，感覺著生命。而關於那首歌其實是相當浪漫的：here's why / cause you are the ocean / and i'm good at drowning / the morning will follow / i won't remember / it feels like i've been here / i've been here forever.

我的馬克思週末其實都在談論愛情這類瑣事。

終於降落在休斯頓的第一晚吃著十分鐘就煮好的大鍋全素義大利麵，一夥運動同志聚在空調良好的屋內閒聊這一年來的大小事。有些情侶拆了有些開放了關係有些買了房地產並思考那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我一邊加緊趕讀著明天早晨第一場會議的四十頁組織文件，一邊不聽勸告地喝著啤酒和情人聊天籌備著讓我們不致於踏進陷阱情緒的神經質長途計畫。比如列清單以及寫配樂良好的女同志短劇本。我因為喉嚨痛很乖的沒有去抽雪茄但不知道是因為感冒所以也醉不了，帶著嚴重的鼻音和大家說晚安坐著a大哥好不適合他開的紅色prius回家。一路上漫不經心分析著「Texas as the heart of America」這句話的精準性和恐怖性，以及休斯頓身為一個新自由主義城市的意義。聊到分手和整個過程的孤獨性就又聊到existentialism。我說是不是existentialism過度偏向理想主義，因為那強調著個人的經歷和去最大化個人的自由和意識的自由？熟讀馬克思和列寧的a大哥很認真地回答說，其實existentialism的核心就在於人類身體的極限。因為我身為一個肉身而很多感官的情緒的經驗是我自己必須去理解的，在某種程度上就算是你最親密的人也無法實在地「感同身受」。也許所有人的交集都帶著一絲必要的孤獨感和俄式小說的悲劇性。

「如果人終究是孤獨的那麼愛是什麼？」

只有在這種過度莫名的城市、剛好陌生程度的朋友、以及適當的因病菌引起的迷茫狀態下才會進入這般過度抽象哲學性並且幾乎陳腐的談話，並完全地認真的思考問題的核心。「關鍵在於傳達的中介(mediation)。」愛的獨自感受可以被如何傳達，在肉身的極限之下。我想我需要的中介是如此頻繁的文字的感官的聽覺的被理解。親愛的我想我們是真的過於僥倖。

作者A致詞

帶著過多咖啡因的緊張興奮感結束了在女書店的新書發表。有陳雪和eno強大角色的站台讓我對這本書也有了新的認識。常常覺得自己在角色扮演的狀況中假設著如何飾演抽過菸的憂鬱女同志「作者A」，就算我所呈現的總是和幻想之中不同比如傾向過度正向樂觀，並且大笑時會打身邊朋友的肩背部。事實上我就是一個凌晨三點睡不著時會和紐約公寓中的小狗視訊發出戲弄嬰兒聲的人，或者等待著六點街外早餐店開門然後點玉米蛋餅加冰奶茶，所以我可以回家坐在電風扇前看夏宇的新書背景播著民視早餐新聞。也許不是那麼符合「作者A」的形象，但不過就是生活。小說書寫的都是日常生活中開掘的領土，熟悉卻又充滿有趣的質地。我總記得和出上一本書時總編看到我時驚訝地說：「妳看起來非常健康呀！」總之見到網路上一些熟悉的名字真開心，希望可以跟大家喝黑麥啤酒然後討論星座運勢。就像是十三歲時帶著冒險的心態和聊天室的朋友網聚。「繼續寫！」感覺有被作家這麼深深地家持了。我想如果再寫我必須寫紐約，在後西雅圖的日子，口袋裡裝了更多的耐心和溫柔和精神上的解脫，飾演著「作者B」。

獻給女同志文學

城市裡所有的人都喜歡不完美的結局
第一次約會中抓壞的頭髮
與出軌的情人再度相遇
不合時宜的愚蠢微笑
比幻想中更平凡的談吐
更模糊的政治觀

每一個角色都帶著被羞辱的準備
互相對彼此砸乳酪蛋糕
但還是非常非常地想要被充滿
被完整地完整地填塞
於是使用「集體」這個辭彙來作為
「愛我吧」的暗號
或者更悲傷的時候作為「請勿離開我」的隱喻
甚至末日絕望的盡頭成為「幹我吧」的副詞

但總是有人需要承擔不完美的結局
演出吃力不討好的陳腐台詞
佈置有關於玫瑰或者香草蠟燭的場景
只好同時閃躲然後隨意上床並且把髒了的床單
怪罪給少話的鄰居

我們都心照不宣地拋棄了原本的住宅
搬遷到更時尚的區域
喝著特意廉價的啤酒
繼續懷念九〇
於是即使擁有抓壞的頭髮
出軌的情人
愚蠢的微笑
更加更加平凡的談吐
甚至沒有任何政治觀可言
也都沒有關係

書寫者的焦慮。

「藝術界」的朋友總是和我抱怨著感情和創作的關連，在一段穩定的感情關係中創作能量就會減低。我不曉得這個說法是否真的有統計學上負面的相關性，但對於寫作而言，我必須承認我創作能量最高的時候是我感到最悲傷的日子。究竟穩定的感情造了什麼孽？這又是女同志的自憐自艾的悲劇問題嗎？我知道的是在所有的書寫過程中，一開始我並沒有任何特定想要達到的目的，尤其是在寫《一則必要的告解》的時候，我有一個隨身攜帶的筆記本，想到什麼句子什麼段落就抄寫下來，通常是在咖啡廳，在無聊的心理學課堂演講中，或在從別人公寓離開早晨的巴士中。對於十八、十九歲的我，什麼都是新鮮的，性或愛情或失戀或知識或政治。不需要費很大的工夫去結構文字本身，因為那時候寫作的目的純粹是紀錄並且理解生活，並以一個完全是「他者」的身份和一個我不是很熟悉的新世界溝通——幾乎是強迫性的，書寫的需要。

慢慢地好像越來越難書寫了，又不是有上過什麼正式的「小說架構初級」的課程，大學選修藝術歷史的課也是第二個禮拜就開始蹺課（文化研究還比較有趣，都是學術語言的文謅謅對於創作本身我認為只有負面的影響）。書寫於是變成一個更深層的挑戰，像是對自己下的戰帖：「妳究竟還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可說？」在這大多數是重複的、為了眼前馬上要面對的困境而煩惱的世俗生活，從哪裡找到一個神聖的精神空間，好來寫作，如此奢侈的事？

「沒有辦法書寫的時候就努力地生活吧。」某個文學界的長輩如此托夢給我（抽mild seven的詩人）。於是在我以為自己永遠都無法再書寫的時候，我加入了數個政治組織、打了幾場瘋狂的累壞了的戰、經歷了幾段認真的感情、和家人第二十次的出櫃、搬離了一座城市，世界的中心變得完全不同。要維持當時的生活方式其實也是很容易的，尤其現在的交友網站如此發達，我的酷兒朋友無論種族和挑剃程度都可以從OkCupid上每一個禮拜和不同的人約會，但那樣的日子過久了只會變得無感，尤其當妳發現喝醉後寫的故事都只是不斷在重複一個內心相同的欲望。二〇〇八年重新開始的書寫來自許多的憤怒和對未來的不安——而書寫本身並無法解決這些情緒，和從前不同，面對重複的結構性的傷害，無法再依靠書寫來「療傷」。只能從這裡將卑微渺小的生命靠過書寫來擴張，和溝通。期望從這裡能有什麼嶄新的、集體的開始。

結論是我不知道我是否還能寫詩了。回答我的藝術家們。當然也許一個慘痛的分手或者激情的豔遇會加速寫詩的可能。但我得不慌張地等待詩自已來找我，騎著復古腳踏車或者在地下鐵中巧遇。

《其後》：生者之書。

真正認真地讀完了賴香吟的《其後》，對於我而言，這是一本書並不是關於邱妙津，而是關於一整個世代戲劇化的終結，以及歷史在每日生活中以平凡的姿態鬼祟地延續。就像賴的書寫手法一般，那麼平靜卻深沈的鋪陳。「清醒不是一個結論，也不相對於某些疾病，而是一整個世界的模樣。」她寫。我想關於死亡的最大痛苦，一直都不是關於「死亡」本身的戲劇性，而是生者所得面對的如往常搬同樣運轉著的世界。生者總是突然成了所屬世界的旁觀者，因為精神已寄於不同的時空，看著旁人的驚訝、憂愁、甚至是憤怒，都變成了脫離自我的演出。說什麼都太多餘，說什麼都不夠。「一切一切都只是表面。」大眾推測死亡的原因，但對於親近的生者，關於死亡的傾向，早不是在意識可預料之外。但在真正實踐死亡的「其後」，卻是一個茫然、不可預知、並且充滿著痛苦被不斷放大的現實世界。死亡的乾脆利落，不停地刺探著生存本質的意義。

「時代安靜的非常自私，沒有人對她伸出援手。」對於同志社群猜測、評論、分析著邱的死亡，讓我想到1993年被強暴並謀殺的跨性男／女同Brandon Teena。Brandon Teena暴力的死亡被拍成紀錄片、好萊塢電影《Boys Don't Cry》、無數的學術論文，甚至在LGBTQ社群中他的身份被不斷辯論，並宣稱為某個特定身份團體合格的政治主體「究竟他是男性化的女同志還是跨性男人？」「究竟Brandon Teena是屬於同志運動還是跨性運動？」在Lisa Duggan以美國後工業期經濟蕭條的鄉下作為主題，來分析關於BT的死亡，將恐同放置在突擊整個新自由主義襲擊下，中產階級工人失業率暴漲的緊張情勢中的不幸產物。於是BT的死亡不只是關於「未受教育的白人工人階級」或者是「恐同的農村」，而解釋了一整個時代的焦慮、矛盾、和不確定性。於是賴寫到：「時代安靜的非常自私，沒有人對她伸出援手。」邱的《鱷魚手記》中的掙扎，究竟是來自於時代壓抑下的同性情慾，或者是作者本身敏感纖細的感情思維？無從解答。但重點並不是將死亡套上運動的政治正確性，就如賴的書寫，真正需要被審視的是「其後」生者的生活。面對每日的，平凡且冗長的，生命。

還有多少死亡被安靜地遺忘了？賴寫到她的父親，曾說：「我渡過了平凡的一生⋯」錯過的，遺憾的，被整個時代放棄忽略的，於是成為生者長期的抗戰。抗爭為了不去重複死亡如此輕易並膚淺的面貌。因此書寫，反思，自癒，緘默。由此開始，《其後》平靜而深沈地構成一本，生者之書。

以書寫揭開（總是）公眾的私密場景。

從麻州海濱的同志小鎮渡過颱風雨的安靜假日後，回到紐約又開始了「必須工作」的焦慮。在度假後的沈穩睡眠醒來的早晨，回到同一個街角的咖啡廳看書。我想也許每個人人生都被安排著只能書寫一定數目的文字：當我寫著文學類的敘述時就無法寫學術的文章，當我開始寫學術的論文時就無法書寫文學了。於是在無法徹底下定決心改寫論文時，我寫了一個類似論文的小說後記（的後記）。書寫者的矛盾和悲哀！賴香吟在《其後》中寫到：「那依舊是一個平整乾淨的年代，乾淨得像天永遠是藍的，愛永遠是甜的；世界只是如肉眼所見，領袖就是領袖，百姓就是百姓：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個好人應該遠離罪行。」如果九〇年代的女同志文學在應對的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形容著女同志愛情的畸形、地下、和禁忌的歡樂與苦痛，那麼二十年之後，我感覺我們在面對的是一個雜亂的身份和酷兒的狂歡過後尚未成型的政治世代：男不是男，女不是女，同志不只是同志，酷兒超越酷兒——以及，領袖勾結領袖，百姓否認百姓。在這「性／愛」已經快要被書寫飽滿的世代，什麼才能是「七年級」甚至「八年級」的酷兒和同志文學？

女同志的處境無論國界和男同志的處境一直都是不同的，女同志總是面對著一時竄起又幻滅的公眾場所，沒有穩定的收入，穩定的身份界限，女同志社群總是面臨著被隱形化的困擾。女同志酒吧一個開另一個就關（或被男同志佔領），咖啡廳類的文藝場所總不會也不敢開門見山地女同志，所以女同志都在哪裡聚集呢？在網路上、在市集、在分散地政治會議之中。女同志的社群一直都是存在的並且政治公眾的，卻越來越少被如此實地的書寫，而女同志文學總是被框架在「情／愛／慾」的陷阱之中。我想我是膩了女同志生活總是被局限於愛或不愛，性或不性，出櫃不出櫃的問題（即便這是生活之中真實的困擾），而嘗試打開，擴張，讓原本就是和公眾無法脫離的私密場景再次地出櫃。《集體心碎日記》不過是在這個世代的文化危機中一個粗糙的實驗，紀錄著一群用力、用身生活的女同志／非女同志。在末日／革命來臨之前。

歡愉，慾望客體，女同志傷痕文學。

夏天最喜歡的兩件事：薑汁汽水和公園外抽煙。

收到這個學期最後一張微薄的薪水單後，在tompkins square park的長椅上交叉讀著Freud的「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和陳雪的新書一會時間，陽光把我的後頸子晒得發熱。長椅旁坐著一個白髮似乎是拉丁裔的年長瘦小女人，什麼也沒做，足足兩個小時，只是看著公園中的人潮發呆。我越來越相信放空是一種需要訓練的能力，尤其在這資訊過度於飽滿的時代，我總是發覺自己一邊抄著書中的句子，一邊盯著手機看新來的電子郵件和facebook的跨時區的狀態更新，卻不曉得如此緊密地和「世界」交集之中讓我得到了什麼歡愉。於是在薑汁汽水和香菸在口舌的辛辣肢體觸感之中，試圖專注於此時、此刻，在這個公園的長椅上，在這個夏日午後，我在做著不為特別人、特別組織、特別目的的事情。而如此暫時放開一切「必須性」的微小事物，似乎就是所謂歡愉（"pleasure"）的意義。如同在瑜伽的練習之中，專著於純粹肉體的感官，藉此改變內在本能的需求。

對於Freud而言，生命的目的在於卸下疼痛和悲傷，以及追求強大的歡愉("strong pleasure")，這兩個目的分別被死亡本能（Thanatos）和慾望本能（Eros）而驅使，缺一不可。純粹追求歡愉的人逃避社會和人際的痛苦，於是終將是寂寞的。二次大戰後歐美主流心理強調追求的「快樂」("happiness")，不過是控制ego的表面平衡技術。唯有的出路是改變不斷再生這兩相衝突生命本能的歷史結構環境，也就是人類的文化。

我想著為什麼這麼多的女同志文學總和痛苦相關，尤其是愛慾的痛苦，這絕對不僅僅止於「異性戀壓迫」可以解釋的。在愛情之中我們的慾望客體（sexual object）和本我幾乎融合唯一，我們常聽情人說「她是我的一部份」。但在女同志的書寫中，尤其是自白式的自傳體小說書寫，「我」必須跟慾望客體抽離，好以訴說，表白，紀錄因為體制壓迫和個人創傷衝突下，殘喘生存的愛戀。於是書寫中的「我」永遠都是愛戀的他者，沈默觀察著，等待著，記載著，才得以將在壓迫下總是私密的情感公眾化。

也許我們也可以訴說一個純粹關於歡愉的故事。但是那樣的故事在現有的文化下，只會變得更加渺小並且無法被識別，或者成為某種更加壓迫的愛慾常態。

more la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