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之必要

和d一起準備紐約這禮拜五的座談內容，講到關於文學創作，其實抱持著太多的理論概念都會讓創作的開始更加困難。在寫做過程中如何說好一個故事還是最重要的目標。如何將故事置入於社會結構背景那是評論家的工作。在寫《集體》時我非常自覺地做著兩者，也許兩者都只做了一半，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實驗，即便粗糙笨拙野蠻。對於創作者，聽見評論者的聲音都是好的，最怕是被忽略，那麼這些時代感受的故事就要被歷史給遺忘了，那有多麼感傷。「究竟為何而寫」是我不斷追問自己並且審視的問題。許多創作的朋友，音樂的影像的，總是告訴我他們不為了什麼而特別創作，而那作品出來最終會有它對群眾表態的方式。我不曉得是否文字的媒介不同，但那對我來說是一個高度自覺的過程。必須有人去做一種不完美的酷兒詮釋，消費主義下的情慾挫敗，國族認同／離散，和女同志的政治性，即使到最後這些概念的顯現模式是一種圈內人才聽懂的inside joke，我覺得那又有何不好。在異性戀的美眉肌肉男時裝三百種搭配的大眾潮流之下，仍是有不同樣貌的酷兒喧鬧或靜默地持續進行著。我想這會是我（在另外三十個人生目標之外）持續想書寫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