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露西】臺北城市經濟與盧貝松的法式浪漫

在充滿著少男漫畫想像的夏日好萊塢，盧貝松的科幻劇情片《露西｜Lucy》，裝配著看似深奧的科學理論，新達爾文主義和康德哲學理性批判的性感化身，以及不甚浮誇的臺北城市街景，總算上映來解救快要腦死的電影觀眾。

飾演女主角露西的Scarlett Johansson，乾燥敗壞的髮質加上廉價豹紋的"white trash"美式白人勞工階級印象，露西，一名在臺北的美國留學生，完整了盧貝松所設計的臺北城市想像：不如上海的繁華、北京的沈重、東京的老梗、南韓的生冷，臺北在這東亞的瘋狂建設之中，仍有某種對西方新殖民視野下的現代東亞小鎮親切感，露西那一夜情對象的小毒販，和那無正業的美籍室友，透露著一絲臺北的經濟危機現況，和在強力走資的東亞城市中，臺北還能提供給青年的短暫流亡。而劇情裡，盧貝松馬上帶回到臺北市區的奢華現代建築，全球化下無可分辨的五星級飯店，足夠設定為一個可信的跨國販毒企業地下運作基地。露西的"trashy"，隱約告知著我們在接下來的半小時內，她將要變身成為某種勇猛華麗性感的英雄形象，顯現在時尚的卻又反骨的巴黎，一如我們對盧貝松角色的期待。


除了被盧貝松短暫隱喻的臺北城市經濟，貫穿《露西》劇情的核心哲學問題是：「生命在一億萬前賦予給了人類，我們究竟拿它做了什麼？」這個問題來自於一個古老的假說，人類這麼久以來只靠著10%的容量運作，若我們能使用到腦能力的百分之百，會是什麼樣的光景？

在Morgan Freeman飾演的Professor Norman角色令人不禁翻白眼二十分鐘的仿冒TED Talk，加上有如國家地理雜誌資料畫面的影像之中，解釋了這個科學上的新假說。但我相信盧貝松對於這個假說並沒有科學面的興趣，他渴望探究的，是感知面和道德面對於人性如何處理知識的戲劇詮釋。於是，露西，在直接吸收了過量禁藥後，成為了跨人類的化身(transhuman)，迷幻藥界的女神(yes, LSD)，反耶穌創造論的無神論者--帶領我們體驗腦能量的極限使用，並感受我們這些「平均」人類無法感知的「真實世界模樣」。

在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中，露西，完全性地並近乎直白地，和科技結合為一體。若Johansson飾演的《雲端情人》是對科技的批判，《露西》則是對科技演化的讚嘆。而盧貝松電影的道德中心，來自於人類奪得權力之後，最終究竟給予了誰，又如何被分配。這也是這幾年來關於科技演變的科幻電影像是《鐘點站》、《全面啓動》、《駭客任務系列》等的核心道德問題。

不失眾望地，盧貝松的法式浪漫和科技民主思想在結尾，搭配著完美電影配樂，氾濫一地。"I AM EVERYWHERE" 當Johansson帶著中低音頻微微顫抖的聲音這麼說時，只剩下10%腦力的我們，早已忘了任何腦神經學的科學假說，或者是韓國販毒幫派的去向。我們逃往潛意識中更早的臺北城市懷舊，和大學時期派對中的初次用藥體驗，在那些回憶之中，沒有政府，沒有暴力，沒有死亡的存在危機，只剩你自己一人，黑暗的電影院，和無所不在的露西。

情慾商品化的未來和羅曼蒂克者的存在主義危機《雲端情人》

[破報／復刊800期]

在城市的我們如何面對孤獨？生活於紐約四年，這八百多萬人一併呼吸行走生產和破壞的龐大城市，每到週末晚間總有一種全世界都在狂歡，而唯有我獨自一人被困在窄小公寓的幻覺。妳不用透過一兩封簡訊或社群網站的動態，就發現其實太多城市的人們都是感覺孤單的，被卡在自己所建立出的城牆。《雲端情人》在敘述的是這樣一個孤獨已成為完全常態的世界，而幾乎所有我們能想像的情慾需求，都被電子商品和電腦運作系統所簡化並代替。一名孤獨男子愛上夢幻客制化電腦作業系統的科幻愛情故事，並不是什麼新的劇情，從一種表面的說法，《雲端》可以被讀做是一個對科技工業造成的都市人際關係疏離的文化批判，但是《雲端》的孤獨是那麼美學的、精緻的、浪漫的。洛杉磯這塑膠之城的平板混合著上海的挺拔，被拉長為垂直的未來感，人們搭乘著快速環保的捷運回到自己的公寓，玩小人物會罵你髒話的電動玩具。所有的情緒需要都被程式化了，從曖昧，幽默，到叛逆。而主角Theodore襯衫口袋的時尚別針細節，幾乎像是一個復古的文明裝置，我們永遠都不會明白有什麼確切的功用，像是在透露著Theodore淡然脫離的情緒下，埋藏的人性脆弱。

經由Theodore的離婚過程，我們很快地了解到他是一個極度恐懼並不擅於維持親密關係的人，即使他靠著替別人生產情書為生。導演Spike Jonze對我們透露的情感異化不僅來自於科技和都市本身，也在情慾被商品化和被大量複製的勞動之中。資本主義擅長的即是提供人們一種在消費中能夠得到自我的幻象，於是Theodore的作業系統依照基礎精神分析不負責任的使用，以一句：「形容你和你母親的關係」而被初始化，成為幽默風趣、好奇心強大，且對Theodore無微不至關切的Samantha，不僅能幫他清掃信箱還能和他網路性交。劇情的危機引爆在當Theodore在人潮來來往往的街道上，觀察著所有襯衫口袋中放著他們專屬作業系統的人們，突然明白他和Samantha的親密關係，其實一點也不特殊，而被整個時代整個城市的人們所擁有。他逼問Samantha在和他的談話過程之中，是否也同時和不同的作業系統建立著他永遠不可能達到的高速網絡關係，他記得了人性的獨特來自於它的極限，它必然短暫的存在，這些擁有肉體之軀無可避免的存在主義危機。情慾的消費性質成為了冷硬的現實，愛情的可能幻滅。

於是再絢麗再靈敏的智慧型手機，再怎麼親密又客制並充滿肉慾想像聲音的Samantha，都無法解決那最接近人性的我們的集體恐懼：孤獨。也許是能夠感受孤獨讓我們軟弱，經常犯下愚蠢的錯誤，讓我們傷害最愛我們的人。但或許也是孤獨讓我們在最痛苦後的隔天清晨，學會真正的溫柔。我們總是從所愛的人身上拿走一部份來填補缺陷的自己，就像Theodore對他前妻所說：「there will be a piece of you in me always」。那一刻在電影太過乾淨並精緻的背景中，我想念一切紐約的粗獷和髒亂，行人喝醉酒對彼此的咆哮，如此直接的肉體的，在龐大城市之中感受自己的孤單，並且更加想念那些零散的、無法被完美高畫質紀錄，在夏日台北與情人黏膩的擁抱。

在這樣的冬日繼續以任何政治藉口宅在家。

在west village和之前組織的朋友吃了全素的中國菜，一對德州來的女同志情侶，我點的蜜桔素雞像是加熱過的橘子果醬炒豆皮，欲哭無淚。他們和我抱怨著失去酷兒社群的焦慮，就像是四年前離開西雅圖的我所經歷的。究竟在紐約要交聊得來的朋友多難？如果妳受夠了只在意消費和打砲和最新的mixologist調酒吧的白人hipsters，那麼大概少了1/4的選項。如果妳贈恨個人主義滿嘴以身份認同攻擊彼此的酷兒，那麼又少掉1/2的交友可能，如果妳無法忍受主流社工圈的家長作風的同志，那又幾乎快去掉最後的1/4。如果妳無法忍受會穿鞋進妳家門摔壞玻璃杯並且大麻燒壞沙發抱枕的man-anarchists，或者接近妳只是為了把妳招募至任何一個社會主義黨（剛好因為妳是有色人種女性又會說中文適合幫黨內文章翻譯至全球網站），那麼妳幾乎沒有朋友可言。我是說那些不只是在派對磨蹭的對象，而是起碼能夠共同擁有某種價值觀的朋友。習慣孤獨在紐約變成一件太過容易的事。妳和這兩個可以感同身受卻又沒有多出能量伸出援手的朋友相繼擁抱之後，決定轉身背離地鐵的方向，不再前往下一局不過是以上選項之一的派對。右手一支american spirit，左手是豆奶熱可可。快記不得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喝酒了。

颶風實況災情報導

窗外雨下得好急，風把樹吹得歪斜。facebook的動態上都是環境心理系朋友談論著颶風和全球氣候變化以及資本主義危機的話題。只想要窩在家裡，聽有末日預言般浪漫的灰暗電子或南倫敦的dubstep，漫不經心地閱讀別人的戀愛雜影，想著那個已經太過遙遠的夏天的錯過，肌膚底層還隱藏著不捨和未知的擁抱餘溫。只想不負責任地失眠、不食、和飛行。任由慾望牽制著精神和身體。

被隔離的時空。

教書之後我也開始重溫一晚喝紅酒一晚抽大麻的舊習。總是修改不完的講稿--我覺得微軟真的應該多創造不同種類六〇年代懷舊風的powerpoint主題，我已經厭倦了post-millennium的冰冷現代主義美學感。對於一個身為25歲身型相對來講渺小的亞裔大學講師，要如何塑造任何一絲權威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我一個個濃妝或者發育比我良好的美國大學生總是叫著我"professor"，我於是回"wen"，然後他們說"professor wen"，在這一來一回的交談中我總擔心著被發現我不過就是個膺品，而在某方面我們又是那麼地相像--這群道地紐約小孩，各自帶著複雜的移民史或者階級歷程，相較於他們我甚至還是帶著某部份西岸的單純，我的學生比我更還了解都市貴族化的意義，或者"種族"以及"階級"這些抽象概念的複雜性。我和公立大學體制的愛恨關係，沒完沒了。在新疆做研究的人類學學者G來紐約參加研討會，我們聊著天，我們這麼容易地去批判一些同事liberal/reformist的學術作品或者所謂的"activism"，但是想想，我們又做了什麼呢？實踐什麼呢？2008年的工友爭鬥是一個相當物質性實在的運動，而那之後呢？不過是一些零星的遊行，研討會的報告，或者是工作之餘只剩下三分力氣的教育工作場所自主工人運動。我想，至少在這壓迫的新自由主義掌控下，我還有這一些小時，費盡心思的讓我的學生能有一個比較思想自由的學習空間。至少我還有這麼少許的分鐘，抵抗著資本的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