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一定悲觀的現世感。

過新年，我在布魯克林Bedstuy吃素夥伴家的派對找不到一點食物吃。我想我逃避正常的用餐時間就像是我逃避著學期即將開始。我喝著過淡過甜的廉價紅酒及充滿反式脂肪的鹹餅乾，和波蘭裔德籍的M、荷蘭籍的N、以色列籍的E討論五月一日動員我們系上同事罷工的可能。邏輯是這麼的簡單。妳恨妳的工作，於是妳就不幹了。但是實際的工作場所運動是那麼地困難，充滿系上和工會官僚的阻礙。冒著被列為學術界黑名單的危險，或者失去工作或者簽證，我想我喜歡這種美國公立大學的工運落在我們這群「外國人」手上的荒謬感。四名從德州Austin和Houston的運動同志來紐約探望我和C，我想從大學二年級後我已經多麼久沒有這種公社般的生活，每分每秒談論列寧、義大利autonomous-marxist流派、和組織裡人際分裂的黑暗期。我想我在這個極度鬆散的house party中我對於革命者的生活有了另外的、比較正向的想像。搞電影的M說得是對的，一天中有那麼多的會議，我們到最後還不是選擇去參與有我們喜歡的人的會議。我想這是我喜歡紐約的原因，這麼多荒謬的奇異的相遇，我連荷蘭是在德國的南邊還是北邊都不曉得，卻可以聽N批判一個北歐福利國家的假象，和M討論德國人對於法西斯主義再度崛起的恐慌，或者和E一起去以色列／巴勒斯坦。有時候我多麼憎恨厭煩學術界，這麼多裝模做樣的人，假惺惺的辭彙，但是若妳夠幸運，妳可以遇見這些對於世界和地理和未來有多麼不同想像的人。E說她的目標是今年送出她的論文提案，回去伊色列住在一個公社裡然後用朋友的精子懷孕生小孩。我並沒有什麼特大的期望，除了這個學期可以記住我五十個心理學學生的名字，還有養一條叫做「黑珍珠」的八哥狗。當然我也想要變得更健康更聰明，最好可以在夏天前有很結實漂亮的手臂，或者讀Capital Volume II，但這種設了太多次卻無法達成的計畫，似乎代表著這類活動本身的局限。今年，必須在理想和現實之中，重新找到合理的平衡。於是，沒有太多華麗的花招或者鞭炮，在大雪後的城市，又是一個新的年。

海洋學。

夢裡我急切渴望一個母親形象女人的懷抱。高大的、粗糙的手，肌膚和肌膚間摩擦的粗糙感，女人有著堅挺的鼻子和一副地中海的眼。女人告訴我有人在夢中死去了，而她會從此安撫著我。我感到完全的失去力量，在她厚實的聲音和柔軟的乳房中，我無法睜開眼，無法辨識她的真實身分，我們在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我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承擔那麼多的痛苦，我想要做的不過只是永恆地留在被安撫的角色之中，那麼軟弱。我想要被懲罰著鞭斥著我所無法完成的一切。我想要放棄理解愛而只跟隨慾望本我的咆哮。那麼多的我愛妳像是無法辨別出名字的島嶼。那麼多的我愛妳都只能在沒有面貌的夢境中被理解然後遺忘。

house party的理由都是為了下一場的house party。

紐約開始感覺變得小了當妳換了三條地鐵線為了到每個月一次的免費布魯克林博物館派對，然後遇見全城市的酷兒和同一個DJ同一件flannel shirt。妳的朋友把妳拉去一個博物館正對面的酷兒house party，介紹妳是"曼哈頓"來的朋友，妳還來不及對自己的階級感到感尬的自覺或者問派對的主人究竟prospect heights這幾年來被貴族化了多少，妳開了一瓶brooklyn larger，另外一手拿著新朋友給的maker's mark，移開客廳中的桌子開始和猶太男同志對著碧昂絲的音樂跳舞。妳的啤酒空了於是妳和波多黎加的朋友談下東城的移民史，和皇后區來的韓國女同志牙醫新朋友討論台灣和南韓的女同志酒吧和女同志流行音樂團體，時代在改變，我們喝著威士忌同意，1990年後出生的女同志已經不理會太多的butch/femme之分，即使butch/femme總是讓我們感到興奮。妳和妳的女友在派對中半認真地物色3p的對象，有一個非常可愛留著90龐克卷髮的黑人女孩穿著American Apparel的小短褲和小汗衫以及亮色腰包跳著舞，派對中的所有女同志都想要跟她上床，妳的朋友已經幫妳問好了她是二十三歲而不是十六歲，妳於是感覺這個計畫比較政治正確，但是情感上還無法真的進行這類的性冒險。妳於是開了另一瓶brooklyn larger，繼續和那個比她七年女友還要性感太多的皇后區韓國女醫師女同志聊天，相約黃曆新年的做餃子派對。house party的理由都是為了下一場的house party。兩點妳要離開和房子的主人（妳的新的best friend）道別時，戴著特大粗框眼鏡的女孩抽著大麻說，下個禮拜在我們的房子我們要辦酷兒作為gentrifiers也同時被gentrified的討論會，妳知道，酷兒的"othering"，她用手指夾著大麻煙微笑做了個引用符號的手勢，妳想酷兒的圈子對妳來說還是太後現代主義了。即使偶爾妳也是那麼地想念九〇年代。

politics and/or pleasure

一開始我從書寫中尋找療傷的答案。文學短暫解除了青春的困擾，卻不足夠教導我面對體制的暴力。我於是企圖從政治和運動學找答案。Foucault/Third World Feminism/Fanon/Marx/and political activity itself。我感覺身邊的一些人對於政治沒有太多的疑問，並且將某一種政治視作生命的全部，存活的理由。我卻開始懷疑政治和運動無法回答我所有的問題。有些人進入宗教，有些人投入藝術，有些人建築家庭。我不曉得我下一步該找尋的答案究竟是什麼，當我都還無法完整建設出我要問生命的問題。有時候我想問的是相當愚蠢的問題，比如究竟快樂和歡愉可不可以是想像中生命目標的一部份？還這都只是中產階級的頹廢慾望？我心中有自己的答案。但問題的癥結是，在抽象的革命概念之中，我們該如何去追尋和實行快樂和歡愉？

back to life.

我降落了。我回來了。一月一日的紐約早晨異常地寧靜，也許是昨晚狂歡的人潮還在陌生人的公寓猶豫著該不該無聲離開或者留下早餐。我試圖習慣假期將過的失落感，在十二街的咖啡廳喝尋常的豆奶cappucino，翻越整理信箱溢滿的過期賀卡雜誌和帳單。生活繼續。買菜和歸箱的衣物。

我喝著一些威士忌斟酌著法國電影《The Names of Love》的黑色幽默結束二〇一一年。六〇年代的鄉愁。寧靜多好。我一點也不想要重新開啓手機或者gmail信箱。如果可以就這麼一直待在23:55pm和0:02之間的這七分鐘，假設不同種生活的可能。想要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城市，使用全新的語言，放棄任何政治的正確性，或者藝術的矯情。我想要重新學習簡單的事物，比如煮菜，騎單車，游泳，這些因為城市生活而漸漸離我遠去的活動。比如花很長的時間享受一張唱片。

暫時告別了南加州的平坦、露天啤酒花園、和新鮮的大麻。我慶幸這個旅程我認識了七〇年代jam rock all girl樂團warpaint。多麼適合這個新的一年。